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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调查数据是信心的“温度计”，那么外资企业实实在在的投资布局则是信心的“压舱石”。今年以来，阿斯利康在华投资动作频频：其不仅宣布计划在上海建立细胞疗法商业化生产供应基地与创新中心，将成为首家在中国拥有端到端细胞治疗能力的全球领先生物制药企业，还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及英国领先科研与金融机构签署多方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其还与石药集团宣布进一步深化合作，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河北石家庄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以扩大在华产能。

　　政策红利的背后皆是中国引资制度日益成熟的表现。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潘圆圆看来，引资政策服务于引资目的，这对所有国家都一样。“我国引资的目的是将外商所长与中国所需有效结合，发挥外资助力中国增长的作用，制度上的确定性能保障目标的实现。我国的制度确定性包括外资相关政策、法律、规则的明确，也包括机构、机制、执行方面的优化。法律规则方面，一系列文件给出了确定性的规则，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外国投资得以在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进行。机构机制方面，各级政府与外资企业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尽可能为来华投资提供便利，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外资企业圆桌会议、服务外资企业专项行动等机制也持续地帮助外企解决实际问题。”